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易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楼继伟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杨伟民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  吴晓灵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鸣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林毅夫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委员  白重恩

等

1.市场经济发展至今，私募基金的环境究竟几何？

吴敬琏：

现在，我们经济因为改革没有到位，就出现了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你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去了，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就增大。

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它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

楼继伟：

“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是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近年来，我们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但是总体来看，改革还是要完善。

目前，是治理金融乱象，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时候。我们一边要降杠杆、去风险，一边要认真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发展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2.资源配置，资产重组，组合拳私募产品能够获得新生吗？

新时代中国经济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

杨伟民：

资金运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所以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但是今后我们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

同时，杨副主任还谈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就是现在的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减权最核心的就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减税减费就是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王一鸣：

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这种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其中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3.国进民退，私募基金路在何方？

近两年股市的低迷，实体经济的沉寂，无不让资本市场陷入寒冬，风雨飘摇中的国营企业尚有强有力的依靠，那么，艰难前行的民营企业又怎样取暖过冬呢？

李扬：

现在热议的国进民退问题。我最近做了一些调查，接触了一下广东，尤其是深圳管国资的领导，以及浙江管国资的领导。得到的印象是说，他们这几个我们印象中是民企，民营资本最发达的大本营，现在国资在凯歌行进。最近几年三去一降一补，影子银行受限等都让民企的发展受限，所以这一次的国进民退要分析，我宁愿说它是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

同时，李理事长也指出这是一个契机，可以借这个机会搞一搞混合所有制，一方面改善国企过往效率低的问题，一方面在保留民企的管理层的基础上维持民企的生命力。

吴晓灵：

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才能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国进民退的当前，不是派干部，下任务，全盘否定民营企业，而是要管资本不管企业，通过注入资本，注入政策，帮助和扶持民营企业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