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EMBA课程主任朱天教授说，他在20年前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时，中文学术著作都是吴敬琏教授的书。其中一本《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在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眼中是圣经，如果没看过那本书，那位学者的学术是不严谨的。

吴敬琏教授已经87岁，还在做研究、写文章、出书，还在给中欧MBA学生上课。而中欧EMBA学员的平均年龄大约是40岁，如果以吴教授作为标杆，起码还应该再工作40年。

这些年，吴敬琏教授在思考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时一直坚持「整体改革论」的方向。他判断决定中国经济走势的两个基本因素是「增长模式」和「体制机制」，这两个因素又和两个基本问题相关，就是「市场经济为什么优于计划经济」以及「政府的功能究竟是什么」。

以下是吴敬琏教授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最新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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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欧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

国际经济学会（IEA）荣誉主席

同学们希望我来分析2017年的经济形势，解读政府2017年的经济政策，以及特朗普上台后对华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我的回答是，在「解读」这些具体问题之前，先要对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在我看来，决定中国经济走势的基本因素是两个：「增长模式」和「体制机制」。我准备从这两个因素的角度来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

中央领导确定，2017年的的经济工作要以「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今年中国经济能否更好地实现「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建立我们所期望建立的「新常态」，就取决于这一主线的执行情况。

这条主线可以分解为「供给侧」和「结构性改革」两个部分。我们先说「供给侧」的问题。

1/ 为什么要从「供给侧」找问题和寻对策？

「供给侧」是对应「需求侧」的概念，为什么寻找问题和对策的着眼点要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了解宏观经济学分析经济走势的基本框架。

这个框架实际上是央行副行长易纲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上提出来的，我有一点改进：

在上图中，总需求、经济活动总量Y、总供给三个方面是恒等的。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说法，总供给受限于总需求。而需求是由消费、投资、净出口构成的，因为有各种偏好使得有一些人只消费了其收入的一部分，所以总需求往往低于总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张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创造补充的需求，把GDP增长率拉上去。

从「供给侧」去看，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上是三个因素：新增劳动、投资和效率提高（Y = A · K^β·L^1-β）。「供给侧」因素正常发挥，就决定了潜在增长率。而通过扩张性的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去调节需求，继而拉动或抑制供给，就是所谓的实际增长率。现在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到底是高于潜在增长率，还是低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争论。

过去十来年流行的办法是从「需求侧」分析出发，断定GDP增速下行的根本原因是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乏力。由此得出的对策是：靠增加投资提升增长速度。

这种分析法的理论误区在于，误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长期问题。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长期使用刺激政策的后果是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不断推高和资产市场泡沫生成。从中国实际来看，这个做法是不可能长期有效的，而且副作用很大。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应当从「供给侧」的三因素分析长期发展趋势和寻找对策，这种分析对于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由此得出对策：着力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即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增加投资转向提高效率（TFP）。

2/ 为什么要强调着力进行「结构性改革」

提高供给质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已经提出二、三十年。多年来提出的口号「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198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995）、「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2）、「引领新常态」（2014）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讲的都是同一回事。

其实，我们在总结「十五」（2001-2005）经验和制定「十一五」（2006-2010）规划时已经得出结论，发展转型成效不大的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政府继续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资源错配和结构扭曲。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破除这种体制性障碍，建立起好的体制。

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建立起一套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激励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所以正确的方针应当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全力以赴，推进改革。

从以上两方面的考虑出发，形成了「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针。

3/ 经济形势稳定好转，取决于更好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展

在过去一年中，纠正资源的误配，实现「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工作在「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等三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不少突出问题。

比如拿「去产能」来说，钢铁产能是去了很多，但是2016年钢产量是增长的，没有下降，而且最近期间钢铁企业都盈利了，看来2015年第四季度和2016年第一季度的刺激政策还是起了作用。而且，信用扩张和货币超发使得总需求非常旺盛，以至于房价猛涨。在一些方面，这种做法的负效应表现得非常突出，最突出的负效应是杠杆率不「去」反「加」，使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突显。

我以为，2016年「三去一降一补」得失互见的主要原因，在于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还不够快和不够实，因而市场还不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激励创新和奖优罚劣、优胜劣汰，达到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供给效率的目标，而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去实现「三去一降一补」。

其中「去库存」、「去产能」就是层层下指标，然后要求企业签定去产能的责任书，负责按照下达的指标「去产能」。「补短板」、扶植高新技术的主要办法是设立各种扶持基金，给企业贷款或补贴，以至于出现了「新能源汽车骗补」一类问题。还有一些技术虽有创新，但付出了过高的成本。比如行政部门力推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TD-SCDMA，据说花了2000多亿元。我们国家很需要创新，但是支撑不了用那么高的成本的创新。 

时任IMF首席经济学家的拉詹（R. Rajan）曾经在2004年言简意赅地解释过什么是结构性改革。他说：「许多经济问题是由市场运行中的问题造成的，而不是因为资源短缺，或者总需求不足。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眼中，此时显然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即改变左右市场行为的制度架构和监管架构。」

所以，「结构性改革」不可与「经济结构调整」或「调结构」混为一谈。在当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条件下，在纠正资源错配的过程中一定程度地运用行政手段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也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行政机关并没有确定什么是最优经济结构的能力，用行政手段进行资源再配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副作用。

我赞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做出的论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

在当前的情况下，出路就在于切实推进改革，使市场能够在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4/ 切实推进改革

在201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基础上，发布了多方面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有关「四梁八柱」改革的文件大体齐备了。

许多文件规定的改革方向明确、措施得当。问题在于，它们的执行不够有力。2017年要做的，是在执行上花更大的力气。它们的贯彻落实，将为我国的资源有效再配置和供给效率提高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在这几年发布的几百个改革文件当中，我挑选三个重要的说一说。

• 价格改革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在2017年，把竞争性领域和竞争性环节的价格要基本放开。

文件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要「逐步建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在过去几十年里，处于经济政策基础性地位或中心地位的，是政府直接介入资源配置的「选择性产业政策」）。

《意见》部署的这项改革极其重要，规定的步骤也完全可行。但是实施起来有许多困难和障碍。现在虽然时间已经很紧迫，离原定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 贯彻竞争政策

另一个重要文件，是2016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要求从当年7月1号开始对所有新出台的政策预先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如果有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地方，必须进行修改才能出台。 接着还要进一步对原有的各种政策和制度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凡是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都要改掉。

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文件，但是执行力度还有待加强。

• 依法保护产权

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了一些重要原则和要求，例如：

「统筹研究清理、废止按照所有制不同类型制定的市场主体法律和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加大对非公有财产的刑法保护力度。」

「坚持有错必纠，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一批侵害产权的案例。」这是很迫切的，但是做起来不容易，很多案子没有判决就把财产处理了。

「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如果用新的法律处理在该法律订立以前发生的行为是不对的，因而这个文件强调了要「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原则。

这些规定都是非常好的，我们需要认真地去研读，并且想办法尽自己的可能去推动它们，使它们能够实现。这中间会有许多障碍和困难，但是不克服这些障碍和困难，不推进改革，不建立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有利于平等竞争的体制，发展中的问题我认为是解决不了的。

2017年的中国经济到底会怎么样，取决于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状况。当然，改革推进得好不好，领导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从业者，也都有一份督促和践行的责任，尽量把事情做好。

根据吴敬琏教授讲座内容整理，经过本人审阅